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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致敬王岐山:他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

2018-09-20 16:10

  原标题:致敬老王 | 他读过的书里,有他的气质、他的情怀、他的理想,以及对于“不想腐”的史鉴思考

  王岐山爱读书,也爱荐书。王岐山读过的、荐过的书,单是被媒体报道过的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。书单上有严谨的政治、经济类书籍,也不乏小说、人物传记等轻松却不乏深意的作品。正如王岐山经历过历史、农业、金融、纪检等领域的跨界人生一样,他在读书上同样涉猎很广。清朝人张维屏说:“读书何所求?将以通事理。”虽然鲜有人知晓王岐山的读书心得,但通过他的书单以及人生经历,我们足以感受他的“学思悟践”,足以观察阅读给他留下了什么。

  卸任北京市长之际推荐《大清相国》

  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领导,王岐山说过,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。他的书单中,从不缺少历史类书籍。2007年底,王岐山辞去北京市长一职,即将调往中央工作。临别之际,他向同事们推荐了《大清相国》。当时,这部由王跃文创作的历史小说出版不久,正在热销,可以想见,王歧山的读书书单随时都在更新。

  王跃文曾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,《大清相国》写了清朝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,于官场上所做出的种种抉择。他这样评价陈廷敬:清官多酷,陈廷敬是清官,但宅心仁厚;好官多庸,陈廷敬是好官,但精明强干;能官多专,陈廷敬是能官,但从善如流;德官多懦,陈廷敬是德官,但不乏铁腕。

  对某个文学形象的推崇,往往寄托着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。荐书之时,王岐山刚刚卸下市长一职,即将出任主管金融、商贸等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——离他成为中纪委书记,整肃官场,还很有些时日。时隔十年回头望去,从当初阅读陈廷敬已见其端倪:王岐山对不贪不腐能干事的干部、对清明的政治风气,推崇已久。

  陈廷敬所处的时代,已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末期——康熙一朝虽有盛世之名,也无法避免官场的种种积弊。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说法流传甚广,各级官员层层盘剥、奢靡成风。在这种风气下,陈廷敬成了一股清流。他出身山西泽州(今山西晋城)的巨富之家,如今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相府就是陈氏家族的祖宅;几十载政治生涯,他做过工、户、刑、吏四部尚书,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。尽管如此,陈廷敬却能严于律己——家世显赫,一日只求三餐;浸淫官场,从未随波逐流。

  若论自律,不论生活还是为官,身为山西天镇人的王岐山和山西老乡陈廷敬颇有几分相似。王岐山的老相识黄江南对他的简朴印象深刻:“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。这么多年了,我从来没见过王岐山戴名表、穿名牌。年轻那会儿,他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。1980年,我去日本学习,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呢绒裤子,被他挤对了半天,说这裤子太时髦了,不穿。”此后,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,王岐山已经结婚,岳父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。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岳父家只有几步路,但他从没在工作日到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,而是排队在食堂打饭。这一吃食堂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。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,有记者在一次会议上亲耳听到他批评官场上的跑饭局。“有些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,跑去参加各种饭局,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!”

  自律者亦律人。30多年前,王岐山有一次到河南出差,黄江南当时任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,两人结伴到某县考察。在接待的饭桌上,一名当地干部看中央干部来了,头顶酒杯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:“按规矩,您要喝了这杯酒,否则我不能起来的。”王岐山当即说:“我不喝。”黄江南见气氛尴尬,解围说道:“我来喝。”王岐山一摆手:“你也不要喝,他愿意跪就跪着吧。”

  这些早年经历让人联想到,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后,中央很快出台八项规定,对干部作风做出了严格要求。人与历史,总是互相选择,互相成就的。当年陈廷敬也曾在国家逐渐富裕、社会奢靡之风盛行时提出过整顿礼仪制度的建议。

  2007年,王岐山荐书时,出版社也想过蹭蹭热度,被王跃文制止了。几年后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,有报道重提此事,导致《大清相国》一度在网购平台上卖到断货。王跃文说:“我知道书中陈廷敬的形象影响了很多公职人员,还有干部找我探讨这个人物的一些历史情况。尽管新时代对官员有新的要求,但历史中总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发掘、吸收。”

  “希望大家看一下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”

  2012年11月30日,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刚刚半个月,就与国内廉政、法治等领域的专家开了一次座谈会。会议大约持续了100分钟,涉及的话题很广。讨论结束后,王岐山向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:“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,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,希望大家看一下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。”这是王岐山第二次公开推荐此书,上一次正是他从北京市政府离任时,连同《大清相国》一起推荐给同事的。

  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由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,是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。托克维尔自述写作目的时说:“我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,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,我不想再写。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。”既是研究,便注定不是一本通俗畅销读物,但这本书在知识界已久负盛名。

  在讲到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,“特权”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到的一个词。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的政治权力后,仍然占据着高官显爵,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。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,顽固地维护着封闭性的既得利益,加剧了社会不公。

  有媒体分析王岐山之所以推荐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,是因为“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”。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,一直保持着对“特权”的警惕。1956年,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:“我们一定要警惕,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,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权贵阶层。”同年,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,来到了北京。1979年,邓小平在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讲话时,也提出了干部特殊化的问题:“最近一个时期,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,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……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。”那一年,31岁的王岐山结束了在陕西的10年岁月,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。或许是历史的巧合,在党内反对特权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上,王岐山都在北京,可以近距离感触当时的政治热度与政治决心。